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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的人品和家风

　　司马光生性不喜华靡，素以俭朴自守。在洛阳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，居所极为简陋，仅能挡风遮雨。夏天为避暑热，他请工匠挖地丈余，用砖砌成地下室，读书写作其间。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，所建宅第凌天高耸，最上一层称朝天阁，洛阳人戏称：“王家钻天，司马入地。”邵康节则打趣说：“一人巢居，一人穴处！”

　　司马光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，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。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，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珠。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不逮，便领衔上书请免。力辞再三未果，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，金钱接济了亲友，自家分文未留。司马光为官40年，仅有薄田三顷，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。其妻去世时，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，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。司马光临终床箦萧然，唯枕间有《役书》一卷，故吕公著为挽词云：“漏残余一榻，曾不为黄金。”

　　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，30年来一直称呼他“秀才”。前来拜会的苏轼，听后觉得不恭，就教他以后改称“大参相公”。作为称呼，“相公”是指“位居宰相之职并享有公爵爵位的人”。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，吃惊地问他谁教的，仆人如实禀告。司马光说：“好好一个仆人，被苏东坡教坏了。”在司马光看来，“贤者居世，会当履义蹈仁，以德自显，区区外名何足传邪！”他不仅自己不吝身份，也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，变得势利起来。

　　俗话说，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因势焰熏灼